某处长受贿案一审辩护词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张国法律师受托为某卫生教育学院某处长涉嫌受贿罪出庭进行辩护,张国法律师从十个方面为当事人进行辩护,并建议对某处长适用缓刑。

某处长受贿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某处长受贿案的辩护人。本人通过认真阅卷和会见被告人某处长,数次听取某处长的陈述,亲奔赴上海被告人工作单位进行调查取证,并参加今天的开庭审理活动,已对本案的案情有了全面的把握,现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采纳。

一、公诉方提交的在2015年某月某日下午15时10分到15时40分形成的讯问笔录中,存在记录事实不清楚的情形,其不能作为认定某处长收受贿赂的证据使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公诉方制作这份笔录时的同步录像中,仅能听到某处长回答检方问话的声音,但却始终没有看到某处长的整体形象(仅偶尔在图像的左下角隐约看到了胳膊在动,也闪现过一次头发晃动的画面),故辩护人认为这份证据不够全面、真实性存疑。

其次,同步录音录像中某处长的供述内容与讯问笔录记载内容不一致。某处长在回答检方提问时数次强调“钱是多少我记不清楚了”,“时间太久我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我真的记不得了”。而且说“总共也就十一、二万那个样子,就是八、九、十来万这个样子,十一、二万达不到,从九开始,就这个数”。这说明,收受教材供应商回扣款的次数及数额某处长无法准确的去确认。但讯问笔录没有将上述真实内容记载下来。

再次,某处长在回答检方“上述回扣款你收取后,你如何处理了”的提问时回答的是“我记得一部分放到科里了,一部分放到正常工作运行了” “领取后我先放在了我的存折上了,而后给谁了我就记不清了”。上述供述,讯问笔录中没有记录。

由于上述证据涉及到了某处长是否将回扣款据为己有的实质问题。因此,这份笔录的记录不真实也不全面,辩护人提请合议庭在甄别同步录像资料后,以录像录音的真实内容来判定某处长收受教材回扣款的数额及是否据为己有的相关事实。

二、起诉书指控某处长领取书商供货折扣款共计202512.06元,有悖常理。

起诉书上列明某处长领取两书商供货折扣款分别是139897.33元和62614.73元。这两个数字是由教材供货商出具的书证和单位财务出具的书证佐证而得。即:书商某女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某处长经手在其书店财务领取了七笔书款折扣,数额分别是:8537.14元(2006年   秋季)、18942.31元(2007年 秋季)、25455.88元(2008年2月)、40466.16元(2008年6月)21127.35元(2008年11月)、10995.50元(2009年3月)、14372.99元(2009年11月)。

书商某男出具的情况说明,称某处长在其书店领取了五笔书款折扣,数额分别是:2006年2498.22元;2008年8月11541.5元;2008年5月18881.92元;2008年11月20661.19元;2009年3月9031.90元。

但本辩护人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案涉的每一笔回扣款的数额都是有整有零,全部都精确到了“角”和“分”。

那么,某处长究竟是在什么具体的时间,什么具体的地点、用何具体的方法领取了上述有整有零的回扣款证据中没有显示。

在现实生活中,领取折扣款时将角和分都精确不差的领走据为己有不符合生活常识。

结合某处长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回答领取书商的教材回扣时,说:“钱是多少我记不清楚了”;“时间太久我记不得了”;“记不得了,我真的记不得了”。而且说“总共也就十一、二万那个样子,就是八、九、十来万这个样子,十一、二万达不到,从九开始,就这个数”。可以说明,起诉书指控的这两笔回扣款的数额不准确。

三、没有证据证明某处长领取书商的供货折扣款后据为己有。某处长交代的是数笔款项都已经滚动进入单位小金库。

某处长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回答说折扣款领取后“我记得一部分放到科里了,一部分放到正常工作运行了” “领取后我先放在了我的存折上了,而后给谁了我就记不清了”(见讯问同步录像)。

而本案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某处长的科室确实存在一个小金库。某处长将领取的教材折扣款放进小金库然后供科里使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他们的小金库确实存在账务不很清晰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推定这钱都归某处长自己所有了。

其实小金库本身就是一个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产物。不能轻易的把它和犯罪行为划等号,实践中好多单位都有小金库。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五十三条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而要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应符合的三个条件之一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结合本案的全部事实,我们不能排除“某处长将教材回扣款纳入了教务科小金库的总账之内”的合理怀疑。所以,将两书商的教材折扣款202512.06元,认定为某处长受贿属于“证据不足”的情形。

四、将旅游费用认定为受贿错误。

起诉书指控某处长在2011年接受书商某男的安排去澳大利亚旅游价值10500元,属于受贿行为。辩护人认为检方提交的证据不够确实,也不够充分,因为:

(一)书商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是:“2011年8 月份,某处长提出让我联系旅行社帮忙先垫付款项安排她及校长妻子去澳大利亚、新西兰旅游,我与中国国旅行社联系,将3人费用31500.00(叁万壹仟伍佰元)交付旅行社,她们三人旅行后没按事前约定把钱还我”。辩护人认为,这份“情况说明”中有两个意思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某处长提出的是让书商联系旅行社并“帮忙先垫付款项”。注意,“帮忙先垫付款项”是一种约定,即当三人旅行后应做的是要按事前的约定把钱还给书商。

二是,书商表述“她们三人旅行后没按事前约定把钱还我”。这说明,在书商与某处长等三人存在一个债的民事法律关系,而非罪的刑事法律关系。说白了,如果存在垫付旅游款问题,书商有权让某处长等三人归还,而不是被追究刑事责任问题。

(二)某处长于2015年12月4日书写的我的供述,描述的是“任职期间,于2011年同某某、某某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旅游花费30000元,从教务科小金库中支取”。该供述与书商证言的款项性质、数额多少都不一致。而且从教务科的小金库中支取3万元去旅游,不能认定为某处长为受贿行为。

(三)某校领导在接受询问时描述:2011年时,某处长陪家属一起到澳大利亚旅游一趟,每人交费15000元,因为去旅游之前,某处长给我说过这次旅游的价格是15000的标准,是组团旅游的,所以我知道价格。

显然,某校领导说的价格和书商的说法不一致。且某校领导也没有指出该费用是由谁出的。

(四)某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说费用多少?某某说:我问过某处长了,大概每人1.4万—1.5万。钱不用你管。……我们没有出什么费用,都是某处长事先交给旅行社了。

显然,某某说的价格与书商说的价格也不一致。而且,证明说费用是某处长先交给旅行社的。

(五)辩护人认为,就旅游费价格问题缺少一个证据,就是旅行社应出具一个证明材料来说明三人每人的费用是多少且是谁支付的(如书商垫付,应有票据),进而准确界定旅游费的出处和数额。

综上,辩护人认为,检方收集的证据中的关于旅游费的数额是不准确的,其存在10000元/人、14000元/人、15000元/或10500元/人不等的言辞证据。费用出处不明,因为某处长说是用的小金库的钱,书商说是他帮助垫付的,而某校领导对款的出处实际上默认为使用的是小金库的钱。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书商关于该款是其垫付且说某处长她们三人“没按事前约定把钱还我”的表述。这实际上是说书商与三人之间存在一个民事债权债务关系问题,故,不应认定某处长为受贿行为。

五、某处长在侦查阶段,能主动配合调查,坦白交代涉案事实,积极退赃,具有真诚悔罪表现,避免和减少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纵观本案卷宗材料和同步录音录像等证据,我们可以看到,某处长在侦查阶段是主动配合调查,实事求是坦白交代涉案事实,主动认错,具有真诚悔罪表现。而且,其已经积极主动上缴涉案款30万元,避免和减少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条规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故,被告人某处长已经具备了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的考虑。

六、我们应正确认识某处长超额上缴涉案款与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之间的关系。

通过查阅卷宗材料和观看同步录音录像可以看出,某处长自始至终都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其对收工程款的事实供认不讳。针对领取书商教材折扣款问题做了非常客观的表述,一是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确实对数额、次数记不清了。二是将该款用于科室工作运作如实进行说明,与此同时,承认自己有错误,也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以多交涉案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悔罪诚意。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来认定其受贿数额。

七、某处长没有索贿情节,其仅是非常被动的收受一些交易过程中常见的折扣款等,手段不恶劣,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应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八、某处长此前一贯表现很好,曾获得过很多荣誉,亦有很多的教研和科研成果,为我国的卫生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也是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辩护人在开庭之前已经收集整理了某处长多年来获得的诸多的荣誉称号证书和教材、科研、教研成果证书,今天在法庭上也进行了出示、质证,其真实性无疑。

另外,我们不能不承认,某处长此次触犯刑律除自己没有严格要求自己之外,也与社会不良风气的污染有关,长期以来,很多单位都有“小金库”现象的存在,但由于制度不严导致“账外账”的设立泛滥,进而导致不良后果的发生。由于某处长参加工作以来,一心扑在工作事业上,兢兢业业,成绩突出显著,获得过诸多殊荣,其从未受过任何处分,此次触犯刑法纯属偶然。辩护人认为,某处长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她的可塑性极强,如果对她判处缓刑或判处较轻刑罚,将有利于她尽早的再次投入到社会中来,她可为我国的卫生教育事业再做贡献。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九、应对被告人某处长适用缓刑。

(一)辩护人认为,某处长领取书商的教材折扣款以及旅游费用不应计入的受贿数额之内,其受贿总数额应为6万元。

因为:

1.某处长领取的折扣款是数年累计的结果,而且每次折扣款都是有整有零,究竟某处长是采取现场领取现金的方式把款项拿走还是用转账的方式领取事实不够清楚,但至少采取角分不差的方式现场领取现金在日常生活中不多见。

2.某处长在接受调查时非常真实的陈述,由于时间久远所以对领取折扣款的时间、地点、方式、数额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一定她做了肯定,即领取的折扣款都入到了科室小金库并用在了工作运行中了。

在检方提交的证据中,也有关于某处长单位小金库的资金消费明细单,账单中的消费项目也都是日常的加班费、招待费和慰问费等。这其中尽管没有某处长将教材折扣款入账的记录,但至少说明其所在的教务科有小金库的客观存在,而且账目不规范、不清晰是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上述两点说明一个问题,即,把某处长领取的教材折扣款直接认定为其受贿,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因此,教材折扣款不应计入的受贿数额之内。

3.旅游费用数额前后不一,出处存疑(某处长说是由小金库支付,书商说其是垫付),而且书商的证言证明的是一种债权债务民事法律关系,所以,认定书商垫付的10500元是受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辩护人认为,应该将该数额排除在受贿数额之外。

结合上述三点,辩护人认为,某处长的受贿总数额应认定为6万元(收受工程款)。

(二)对被告某处长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第一条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由于被告某处长的受贿数额应确定为6万元,所以应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对被告某处长可以宣告缓刑。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如前所述,被告某处长受贿数额没有超过20万元,其具备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且悔罪表现突出,又超额退赃。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符合法定的缓刑条件。因此,辩护人呼吁人民法院对其适用缓刑更符合立法精神,也更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教育与处罚应相结合的原则。

十、应给某处长一个早日回馈社会的机会。

最后,辩护人认为,某处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其为我国的卫生教育科研事业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某处长因整日忙于业务却疏忽了自身对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也疏忽了对本单位有关资金的管理,进而不慎酿成大祸。

辩护人认为,某处长是一个非常具有潜质而且可塑性极强的人。她是偶犯,司法机关只要依法能对她适用缓刑,给她一个悔过的机会,让她尽早回到社会中来,我坚信,她就一定会珍惜这个无价的机会,她也一定会以百倍的信心和十足的干劲在已经成为国家级医学教材主编和副主编的基础上,在已经成为卫生部卫生人才管理领域专家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发展平台,再创佳绩回馈社会,再创辉煌!

以上意见,请予采纳。谢谢。

辩护人:张国法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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